涉警网络舆情处置后的工作是怎么样的?

作者:海绵 时间:2019-04-16 14:10:03

涉警网络舆情处置后的工作应该要注意什么?下面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下吧!

涉警网络舆情也就说明了这个舆情事件一经出现也就是吸引人的事件,那么这样的事件我们先来看一下应该如何的应对!只有能够正确的应对才可以考虑善后工作!

(一)涉警网络舆情的涵义

通常认为,“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社会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网络是基于网络技术手段的使用发展起来的,而任何技术手段的出现和发展,都会对社会生活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网络也不例外。网络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学习、思考、交流和娱乐的方式。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与虚拟世界交互影响,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以网络为平台,通过新闻、评论、发帖、回复等为载体表现出来的舆情,就是网络舆情。”

基于研究的需要,笔者这里只针对与公安执法工作联系密切的网络舆情进行分析,由于该类网络舆情主要关注警察职权的行使问题,又集中在热点纠纷处置、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处置方面,故笔者将其称之为“涉警网络舆情”。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虽然“涉警网络舆情”并非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但实际上已有很多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开始关注和分析此类舆情,散见于不少相关舆情热点事件或案件的分析之中,如李天一案、邓玉娇案、吴英案、张氏叔侄案、药家鑫案、念斌案等等。因此,涉警网络舆情主要是指以网络为平台通过新闻、评论、发帖、回复等为载体,在网络上产生、发展引起广大网民围观并可能影响公安机关纠纷调处、行政、刑事立案审查以及对执法公正造成重大影响的社情民意。

(二)涉警网络舆情的特点

1.涉警网络舆情与公安执法工作联系密切

如前所述,涉警网络舆情关注警察职权的行使问题,主要集中在纠纷处置、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处置等方面,必将与公安执法工作联系密切。例如2003年4月25日人民网以《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为题转发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后,很快产生了巨大反响,各大新闻网站均转载这一消息,网络上关于孙志刚案的话题成为各大网站BBS 和聊天室关注的对象。

其中,黄冈青年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被广州市天河区派出所民警带回询问,随后被错误作为“三无”人员送至天河区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后转送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在收容期间,孙志刚遇害死亡,对此案负有责任的公安、卫生、民政等部门的负责人及有关人员20多人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当年国务院紧急公布施行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2.涉警网络舆情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涉警网络舆情一般为受众所关心的人或事件,与受众的生活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受众并不一定对此非常熟悉。比如一些明星、官二代、富二代之类的越轨行为往往容易引起公众的愤慨。因为公众能经常看到他们的相关报道,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却基本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触。他们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与我们有相关性、又有一定的距离,这为该类舆情的产生滋生了土壤。如李天一案、房祖名涉毒案、王全安嫖娼案、郭美美涉赌案等等。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既要考虑案件所带来社会的负面效应,也要注意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涉警网络舆情处置后的工作

3.涉警网络舆情能引发受众的强烈的情感

我们知道一则信息会包括很多的信息,如时间、地点、消息的来源等。网络舆情常常会让受众模糊对事件其他方面的关注,直接的陷入到对其内容的强烈的情绪反映中去。如关于青少年外出旅行或喝酒,昏迷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旅馆充满冰块的浴虹中,而肾脏己经被取走这个流传很广的传言。大家看到的第一反映是恐怖,而不是去理性的分析事情的真实性。网络的出现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对一些事物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这些看法会随着大家的不断转载而加强。但是作为普通民众一般处于信息掌握的劣势,也缺少话语权,网络舆情往往填补了这个空白。在我国信息透明度不高的情况下,大家很容易对一些时事热点产生各种带有主观色彩的猜测和解读。这些猜测又经常会被其他受众误当事实传播。

4.涉警网络舆情具有一定的文化和舆论背景

网络舆情的产生,并在同源社会媒介中流传是由于传播者的强烈兴趣造成的。有时候兴趣与传言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我们可以把传言简单地概括为一种完全的主观情绪状态的投射。我们可以说,很多的时候是公众的兴趣在推动着各类传言的传播。而公众的兴趣总在很大程度上和文化传统以及舆论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在公共安全领域,网上出现了大量有关艾滋病毒携带者在出租车上藏针、在饭店牙签盒里放置使用过的牙签等消息。而近期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又引起公众的恐慌,有些地方传言我国已经有了埃博拉携带者出现等等。  

(一)存在的问题

1.危机意识薄弱,预警机制滞后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阶段,其中主要标志就是通信技术及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公安机关顺应时代潮流确立了信息导侦、情报收集研判等工作机制。然而由于在各类公安业务考核中,执法办案质量历来是民警关注的重点,情报信息收集研判也围绕着各类敌情社情、打击犯罪工作展开,而对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稍显滞后,甚至可以说舆情危机意识薄弱。例如2008年的“瓮安事件”、2009年的“石首事件”, 这些本来只是普通的事件,甚至算不上治安或刑事案件,但由于公安机关没有及时对外公开相关信息,导致网上网下议论纷纷,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就属于当地警方舆情危机意识匮乏的典型案例。

因此,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对网络舆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加强网络舆情的防范意识,提高对网络舆情的警惕性和敏感度。如果警方防范意识够强,在第一时间披露事情的真相,做好网络公关,通过更多的渠道让大众了解到相关信息,公众就能够理性地看待网上的传言,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无空可钻。网络舆情的泛滥,最终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并不是我们拿它没有任何办法,而是因为我们自身缺乏警惕性和敏感度,后知后觉,不能通过相关主流媒体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数不清的案例告诉我们:正是由于我们缺乏应对准备,而把一件件小事演化成一宗宗群体性事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涉警网络舆情处置后的工作

2.防治策略单一,擅“堵”不擅“疏”

当前我国网络舆情应对与处置中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是防治策略比较单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网络舆情防范手段单一,过度重视删帖、信息屏蔽等技术性手段。尽管网络舆情的产生及其发展与我国网络言论管理机制不完善有关,但由于网络是虚拟的,网络言论的传播具有匿名性,单一的删帖、信息屏蔽等行为不仅起不到相应的作用,反而会激起公众的好奇心,引发对公权力机关的质疑。因此技术性的“堵”很难对网络舆情的防范形成约束力。

二是在网络舆情形成后,公安机关通常采取发布会、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的方式通报相关信息,传统手段相对于网络来说速度太慢,在公众看到相关报导时,网络上各种版本的传言已经沸沸扬扬,警方就会丧失遏制网络舆情的最佳时机。例如2009年发生的杭州飙车案,杭州交警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提及“当时车速在70码”,结果引发了舆论的不满,由于警方迟迟未能在主流媒体和相关网站上对网络传言予以回应,一时之间肇事者是“官二代”、找了替身的传言甚嚣尘上,结果导致真相被混淆,引发了动乱。   3.保密有余、公开不足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人民警察在办理治安案件时,对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应当予以保密。”我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除此之外《人民警察保密守则》、《人民警察法》也有保密的相关规定。因此可见,保守秘密是人民警察的一项铁的纪律,对于涉警信息采取保密的态度或无可奉告就成了家常便饭。然而随着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表达权的前提是知情。知情权和信息公开是同一事项的两个方面,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表述是知情权,从政府义务的角度表述就是信息公开。如果政府不主动向民众提供信息,所谓的知情权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应对与处置进路之分析

涉警网络舆情处置后的工作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涉警网络舆情的形成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一个演化的过程。首先,要有吸引公众参与评价的事件或信息源,这些都与公安执法工作息息相关,这就是涉警网络舆情形成的初始阶段;第二,公众从警方得不到相应的信息,或难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从而对警方的执法工作造成质疑,这是涉警网络舆情的发展阶段;第三,警方危机意识薄弱、预警机制匮乏,往往在演化成群体性事件后才引起警觉,进而采取“堵”的措施,不仅成为一部分人的借口,而且激起了公众的好奇心,涉警网络舆情已经发展壮大。

因此笔者认为,根据涉警网络舆情发展的规律采取相应的措施方为涉警网络舆情应对与治理之进路。第一,公安机关应当从自身出发找原因,规范使用警察权,对于各项执法制度、执法信息予以公开,方便公众的监督;第二,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相应的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第三,对于已经形成的网络舆情予以正确疏导,消除公众误解,满足媒体及公众的知情权;第四,针对故意散布虚假信息的相关人员予以打击和处理。下面予以逐一阐释。

随着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社会治理者逐步意识到“堵”不如“疏”,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涉警网络舆情的问题,还在于抓源头,消除舆情的信息源。笔者认为,随着公民法治意识、参与意识的的增强,对于公安机关来说,严格规范警察权力、确立执法透明的警务信息公开制度,是应对和处置涉警网络舆情的基础。

(一)规范使用警察权力

笔者在研究网络舆情过程中发现,大部分网络舆情针对的是公权力的行使问题,特别是近年来每年公布的“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中,涉及警察权力的诉讼数量几乎逐年增加,由此可见公权力失范具有巨大的舆情引爆力。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所言,“当前舆情热点的纠结点在于公权力的实际使用与公民意识的觉醒及民众权利的矛盾与冲突。” 众所周知,警察权是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渗入到每个公民的生活之中,因此可见,规范使用警察权力具有很强的现实需要。

第一,要规范使用警察权、保障公民合法私权。如在河南灵宝“跨省抓捕”案、陕西警察进京抓人案等诉讼中,警察权无疑被滥用,公民的合法私权处于弱势地位,宪法赋予公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言论自由、财产权等合法权利被失范的公权力所践踏。

第二,要提高警察的执法办案质量,提升警察公信力。邓玉娇案、崔英杰案、“钓鱼”执法案等诉讼不仅都暴露出部分民警素质不高的问题,更是彰显警察权的恣意。因此规范使用警察权要落到实处,对违规违法使用警察权的民警予以追究相应的责任,这样才能提升警察的公信力。

(二)确立警务信息公开制度

在公安执法体系中,过去普遍奉行的执法信息是国家秘密的原则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潮流,执法适度公开化成为现代各国公认的执法发展趋势。如果以“国家秘密”为由,不允许公众接触执法活动,公众难以获知案件信息和表达意见,就不能对警察权力行使有效的监督,从而加重公众对警察执法活动合法性的疑虑。

我国在2008 年5 月1 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进行相应的警务信息公开,及时发布各种案件信息以及相应的规章制度,不再像过去那样认为是可为可不为的职权,而是一项必须作为的法定义务。

当然警务信息公开并不是要求所有信息公开,而是要有所区别。第一,对于规章制度、办事、办案流程等信息要予以完全公开;第二,如果公开后对案件办理存在负面影响的,公安机关应当把握公开的尺度,待案件办结后再予以完全公开,也就是说执法信息要适度公开;第三,对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要划定明确的范畴,在信息公开过程中不能披露相应的信息,即绝对不能公开。

公安机关历来重视情报信息工作,信息导侦等工作机制已成为公安执法工作的重要模式,各级信息平台、数据库已逐步完善,并在社会治安管理、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然而打击并非公安执法的全部内容,随着和谐社会等价值观的明确,确保社会稳定也成为了公安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建立健全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势在必行。

(一)建立完善的信息收集平台

涉警网络舆情融汇于互联网中, 如何从“大数据”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是正确应对与处置网络舆情的必要前提。面对互联网上浩如烟海的信息,如果仅仅通过人工收集耗时耗力,必须依托于技术手段建立完善的信息收集平台。

一般来说,对于涵盖面广、信息量大的一般信息,只能采用自动收集的方式,主要通过引擎集技术将互联网上的各种信息抓取到本地数据库, 达到收集信息的目的;对于集中反映舆情的网站、重点人物的博客或最新的网络热点进行重点信息收集,可以采用人工收集的方式。   由于从互联网上收集的信息多数是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 这样的信息难以进行自动的整理和分析,因此必须作结构化处理,即剔除无用信息和将信息进行必要的整理,然后将有用信息存到数据库中等待分析和处理。

(二)分析、发现涉警网络舆情

通过对信息的分析、提炼,从而发现涉警网络舆情的发展态势是作出网络舆情预警的关键。网络舆情往往处于持续的发展变化中,当发现相关的网络舆情后,除了直接做出预警,还应该对某一个具体舆情的发展变化进行跟踪,并关注其中的重点人物。

需要注意的是,网络热点大多只是网民感兴趣的话题,我们关注的是对社会安全与稳定具有潜在破坏性的舆情,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那些被别有用心的人刻意引导的负面舆情。这就需要建立明确的预警评价体系,合理评判目前舆情的警情等级。

(三)发布网络舆情预警

得出舆情警级之后, 应及时向领导汇报, 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依据。与此同时,继续跟踪并判断舆情的影响力和发展趋势,决定是否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对舆情的发展进行引导和控制,一旦网络舆情有可能影响社会安定等状况,应发出预警,进而启动预案实施预控。

涉警网络舆情有的是网民合理诉求的反应,也有的是别有用心人的故意误导,这就需要针对不同情形采取不同的应对与处置模式。但对公安机关来讲,一旦网络舆情形成必须实施多元化治理模式,坚持正确引导,公开公正、依法处理。

(一)加强舆论引导,重塑公信力

第一,在引导过程中必须实事求是。事实胜于雄辩,面对涉警网络舆情公安机关要查清引发网络舆情信息源的真相,不仅要及时将有关情况公布于众,而且要依法做好相关事件的处置。如果确系公安机关在执法中存在问题,就要及时整改,切实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用行动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第二,在引导过程中必须客观公正。在事件调查过程中,事件涉及到的公安机关执法部门要采取回避的方式,由纪委、监察联合法制部门进行调查,尽量保持中立,不能具有倾向性。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邀请检察机关、专家学者、甚至是关心此事件的群众等第三方参与到调查中来,从而树立起客观公正的形象,增强公安机关的公信力。

第三,调查结果要及时公开,表达准确。公安机关在涉警网络舆情引导中要做到事要完整、物要特定、证据确凿、有理有据,切忌使用模棱两可的话语,避免出现前后表达相异、自相矛盾的言词。特别是对尚未调查清楚的事实,不能随意发表意见,以免引发公众更大的质疑

第四,整合媒体力量,形成舆论合力。对于网络上出现被误导的负面舆情,公安机关要及时加强与各大报纸、电台、网站的联系,因势利导,将事件真相公布于众。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公安机关官网、警用微博等网络工具发布最新的权威消息,使自身成为舆论的主阵地,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形成舆论的合力。特别要针对公众因对政策、法律了解不足造成的误解,要加强法制宣传,从法律、政策的角度解疑释惑,从而消除恶意炒作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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